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探析
尚绪芝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极遭到破坏，实际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生活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在古代社会法律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在古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中盛行的确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笔者初步归纳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会婚姻遗风的影响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无论传统是什么样的，无论我们的好恶如何，也无论我们主观上如何想抛弃它，……但事实上它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一切的一切，仍是在传统的影子下渐进，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传统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遗风对于文明社会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种形态：
群婚。在该婚姻形态下，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正如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该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婚姻规则是：不允许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行为，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该婚姻形态下的婚姻规则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内部兄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规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为夫。与现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自属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归。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极不牢固的。婚姻关系松弛，双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维持婚姻关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看，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这种婚姻遗风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国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发达，更不用说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过法律规定婚姻制度更是没有提上日程，所以众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对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没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习惯法是非常重要的渊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来源于古老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这样说来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必然被带到了文明社会。继夏之后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婚姻制度方面从来实行的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婚姻问题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它是人伦之本，没有它，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着婚姻家庭的诸多价值观都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大事，给以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样的认知呢？《礼记·婚仪》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功能观。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两性自身为中心的，承载着“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这样的两大社会功能。
从宗族的延续方面看，宗族的延续和壮大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宗族的人丁兴旺。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较高，在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缓慢。据资料统计，从夏初到春秋战国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1.7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0.6‰。从战国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增长了16.6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1.2‰。[2]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数的方法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不足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一般来讲，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权，妇女被当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的话，则会被人耻笑或鄙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口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将“无后”看成是对父母甚至是对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在这种观念的趋势驱使下，又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总之，为了长久维持神圣的祭祀权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断”，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三、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或统治地位，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信手拈来。
从男女性别比例看，学者姜涛在其著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多女少的事实并说明了原因。他说：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从男女的社会角色看，中国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男性主宰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领域，仅仅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在社会角色方面，如果说男性是主角的话，那么女性充其量仅仅是个配角。
从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担着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供养家庭的责任，同时架起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宣扬的“父权和夫权”就能体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给男性提供各项舒适的，对男性要服从、顺从、忠贞，同时还承担着“相夫教子”、“敬老护幼”的基本职责。这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强压下，广大的中国古代妇女找不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反倒认为委身于男性为妻、为妾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念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扫清了意识障碍。
四、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人们对“皇权”、“皇帝”的景仰达到极至，因为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权与皇帝又常常与“尊贵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对神的景仰不亚于对皇帝皇权的景仰。在“皇权崇拜”的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应该遵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等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尊君意识。强烈的尊君意识也强化了人们对皇帝行为的争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多妾”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现象。墨子曾描绘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治者的妻妾状况，他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载汉武帝时期后宫佳丽数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推定后宫人数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从皇帝的儿孙数也可反映出来。一个皇帝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儿子的现象并不罕见，西汉景帝就有十三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个儿子。[1]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几方面仅仅是就教学过程中的积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尚绪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职称讲师，最高学位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６３号） 邮编：３００１６０
长沙市蔬菜基地管理条例
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1年第14号）
《长沙市蔬菜基地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1年10月27日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1年11月27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11年12月8日
长沙市蔬菜基地管理条例
第一条为了加强蔬菜基地的管理，稳定和发展蔬菜产业，保障蔬菜的有效供给和食用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蔬菜基地的规划、建设、使用、保护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蔬菜基地，是指市人民政府根据城镇人口对蔬菜的需求而确定的常年用于商品蔬菜生产的耕地和蔬菜科研、良种繁育的场地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用地。
第三条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蔬菜基地管理工作的领导，将蔬菜基地规划、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健全蔬菜产业风险应对机制。
第四条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蔬菜基地的统一管理。
土地、规划、发展和改革、财政、物价、商务、水务、环保、食安办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蔬菜基地的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蔬菜基地管理的有关具体工作。
第五条蔬菜基地的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规范建设、占补平衡、严格监管的原则。
第六条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镇人口人均面积0.033亩的标准测算全市蔬菜基地的面积，并制定各区、县（市）面积指标分解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蔬菜基地由市蔬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长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长沙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和长沙市蔬菜基地建设规范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告。蔬菜基地由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设立保护标志。
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蔬菜基地登记造册，建立档案。
长沙市蔬菜基地建设规范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八条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蔬菜后备基地的规划工作。因城镇人口增长或者被征收、征用而造成蔬菜基地面积不足的，应当及时从蔬菜后备基地中补充。
第九条蔬菜基地应当常年种植蔬菜。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弃种抛荒；
（二）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擅自改变蔬菜基地的性质和用途；
（三）在蔬菜基地上取土、挖砂影响蔬菜种植；
（四）向蔬菜基地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的污水和气体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五）在蔬菜基地周围建设污染环境、影响蔬菜生产的项目；
（六）其他损害蔬菜基地的行为。
第十条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蔬菜基地的生产环境进行定期监测。发现生产环境可能影响蔬菜基地正常生产的，应当及时采取相关保护措施。
第十一条蔬菜基地一经确定，必须严格保护。确需征收、征用蔬菜基地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征收、征用蔬菜基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蔬菜基地被征收、征用的，市、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占补平衡的原则，及时补充蔬菜基地。
第十二条蔬菜基地被征收后，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由财政设立专户储存，专项用于蔬菜基地的建设、改造以及本条例规定的其他扶持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收、缓收、免收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收取应当接受同级蔬菜、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使用应当接受同级财政、审计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县（市）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收取和使用，还应当接受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四条根据蔬菜基地的建设发展需要，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蔬菜基地扶持资金。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由财政专项资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和用于蔬菜产业发展的价格调节基金等构成。
第十五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蔬菜基地扶持资金年度使用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蔬菜基地扶持资金。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蔬菜基地扶持资金：
（一）新建蔬菜基地的；
（二）扩建和提质改造现有蔬菜基地的；
（三）推广科学种菜、育苗，进行技术培训、科研实验、技术推广的；
（四）因自然灾害造成蔬菜基地重大损失的；
（五）其他政策性支持的项目。
享受本市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应当优先保障本市蔬菜供应。
第十七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当向社会公告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使用方案。
申请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提交书面申请。
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查，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示给予扶持的蔬菜基地及扶持金额。公示无异议的，应当按计划拨付资金。
财政、审计和其他专项资金行政主管部门对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使用实施监督。
第十八条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规定，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的生产，配备蔬菜质量检测设施，对生产的蔬菜进行检测，确保蔬菜质量安全。
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推进标准化蔬菜生产，建立健全蔬菜检验检测、质量追溯和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体系，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
蔬菜基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对蔬菜基地的蔬菜质量安全进行监测。蔬菜基地扶持资金中应当安排一定的费用，用于农业技术服务机构的蔬菜质量安全监测。
第十九条坚持多渠道增加对蔬菜基地建设的投入。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涉及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中扶持蔬菜基地建设，引导、鼓励蔬菜生产经营者增加对蔬菜基地的投入。
第二十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场需求，为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提供生产、销售等信息服务；建立覆盖主要蔬菜品种的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的信息监测、预警和发布制度，对种植面积、产量、交易量、库存量及价格进行及时监测，引导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合理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及时向社会公布蔬菜基地的蔬菜质量监测结果。
第二十一条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蔬菜市场监测结果和预测分析，及时制定本市应急蔬菜种植方案。对根据本市应急蔬菜种植方案进行生产的经营者，可以按照在本市的蔬菜上市量给予一定补贴。
第二十二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推广和应用新技术，采取多种形式对基地生产经营者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提高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安全生产意识和科学种菜水平。
第二十三条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扶持繁育、引进适合本地的优良蔬菜品种，满足全市蔬菜基地的用种、用苗需要。
第二十四条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蔬菜市场建设和蔬菜市场应急供应的调控，扶持建设多元化的蔬菜流通服务体系，引导蔬菜基地与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连锁超市等实现产销对接，鼓励发展蔬菜连锁经营、直供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开辟蔬菜基地蔬菜运输的绿色通道。
第二十五条蔬菜、土地、环保、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蔬菜基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农业技术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减收、缓收、免收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对批准减收、缓收、免收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截留或者挪用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责令退回，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在蔬菜基地内弃种抛荒的或者擅自改变蔬菜基地的性质和用途的，由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追回其已取得的蔬菜基地扶持资金，不再享受蔬菜基地的相关扶持政策。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未配备蔬菜质量检测设施或者没有对蔬菜质量进行检测的，由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向社会公示，不再享受蔬菜基地的相关扶持政策。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1991年3月19日长沙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长沙市蔬菜基地保护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