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1990年6月28日）

（1990年6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孟仲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任命侯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二、免去李玉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审判庭庭长职务。
任命陈嘉宾为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审判庭庭长。
三、免去陈嘉宾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甘明秀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四、免去沈建、方磊、陈文浩、蒋秉瀛、李明惠、杨诗厚、张善、李沛成、郑恒顺、杨洪逵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任命蒋志培、张继红（女）、王德尧、杨立新、葛行军、姜联润、吴合振、张廷智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五、免去有廷之、赵善培、沈永金、吴保魁、刘秀华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任命赵登举、张德章、何晔晖（女）、苏德永、陈又胜、刘立宪、叶惠伦、杨振江、王鸿翼、柯汉民、林将兴、徐森、姚世根、戴玉忠、曹进禄、仲金福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六、任命付旭梅为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副庭长。
七、任命李宜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控方的证据助我成功
--记一起狱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的辩护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　牛建国


曾发誓从业后决不做刑事案件的我自从办理了四川省最大一起涉黑案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自己也慢慢地“嚼”出点味道，觉得刑事案件的办案环境并不像很多人想像得那么恶劣，刑事被告也不都是杀人放火之辈。本人前阶段办理一起狱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被告及被害人家属都很满意，自认为还是比较成功，通过该案积累了些心得，现与大家共享。
［基本案情］2003年6月8日上午7时左右，成都监狱第七监区服刑犯罗俊因用水与另一罪犯李明松发生斗殴，斗殴中被告两次拳击李犯头部，造成李犯口、耳、鼻出血昏迷。抢救无效于2003年6月18日死亡。经法医鉴定，李犯因重度颅脑损伤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被告罗俊发案前系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15年。
我是8月6日最终接受委托的。说心理话，当时我并不想接这个案件，我认为这个刑案没有什么特色，很普通的伤害致死案，只是情节有点严重，更想到被告最终很可能被判处死刑。可是禁不住被告家属的恳求最终还是接了。为了稳妥起见，我同邀了本所专办案的资深律师、知名刑法学家向朝阳教授共同出庭辩护。
人命关天、事不宜迟。第二天，我就去了成都监狱，狱侦科的警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很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案情，情况和家属的叙述基本吻合。随即我会见了本案被告罗俊。罗俊个子不高，大概165公分的样子，38岁，从外表看身体很结实，他自述喜欢体育运动，对于李明松的死，他显得毫不在意，他认为那是因为李身体虚弱的原因。当时我看来，本案已知的事实控辩双方基本没什么争议，关键是新的事实的发现和法律适用的问题。我现场教育了被告，告诉他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必须悔过，而且还得诚恳。被告也很聪明，很快明白我的意思。就这样第一次会见结束。
根据以往办案的经验，象这样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一般开庭时间都会比较长，可是这次我失算了，而且还和主审法官之间弄处很不愉快。
第一次会见结束后，我列出了本案需要律师调查的证据目录。首先被告自述改造表现不错，这一块最好能取得狱方证明或同监室其他犯人的证言。其次是被告和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负责此案侦查工作的警官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较好，这一块的证据必须取得，可以间接证明被告对死亡的结果不存在故意。由于忙于其他案件，这事也就一直耽搁了将近一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一周后的星期四下午我和监狱狱侦科通话时，他们无意间透露了第二天要开庭审判！我忙打电话给另一辩护人向老师，他说没有收到开庭通知，律所行政助理也说没有收到。下午我给本案审判长打电话询问此事，审判长是刚从外地调来了，我和他之间也不认识，他在电话中给我解释是由于书记员工作疏忽导致没有通过到，同时表示希望我们次日继续到庭，我当即借口这两天另案出差没有时间。审判长说了很多，大概意思是他们都通知了那么多人，我们不给法庭面子。就这样通话在不愉快地气氛中结束了。
不过更不愉快的还在后头。
和审判长通话结束后还不到五分钟，合议庭的书记员就怒气冲冲地打来了电话。通知下周二开庭，让我们必须亲自去取出庭通知，否则就怎样怎样。我开始态度温和，说法官应该都是大肚量的，应该体现法律的宽容，后来我干脆说刑诉法规定是法庭主动通知，而没有规定律师来取诉讼文书。这样，他也就没有说什么，正好我们有个同事此时正在中院办事，顺便就将出庭通知带了回来，这样开庭时间就定在下周二，也就是今年9月9日上午。此时我连控方的指控证据都还没有来得及复印。但由于对法官说了要出差，至少这两天是不能去法庭复印了，下周一再说吧。
星期五，我第二次到成都监狱，主要任务是补充辩方证据，再会见被告就开庭中的注意事项作交待。
关于被告和死者之间的关系证据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主动邀请办案警官现场监督很快就取得了，应该说可以证明被告和死者关系不错。但是就被告的改造表现狱方却将我象踢皮球一样支来支去。问了知情人方知，狱方已经照会成都中院，要求严惩被告，口头传达要重判。原来如此，只好作罢。
什么叫重刑？故意伤害罪一般不会判死刑，但致人重伤、死亡的就可能判死刑。我也很清楚，一个被判15年的黑社会老大在狱中致人死亡将可能面临何等刑罚处罚。此时我还面临被告家属的压力，由于被告入狱前在达川一带小有名气，其在监狱打死了人的事也传得很快，被告老家的司法机关很快得知，其中一些熟人认为被告这次是“死定了”，弄得被告家属三天两头问我把握有多大。甚至有一次我在给被告姐姐通话时，被告姐夫地旁边反问：都枪毙了的人还说他做啥？
2003年9月8日，星期一，一早法院刚上班，我就去复印控方材料，回到办公室关掉手机专心阅卷。
已知的事实材料基本没有争议，最后我的眼光落到了死亡鉴定报告上，凭我的医学知识初步判断，鉴定报告很可能有重大问题！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想法，我请教了本所专门办理医疗案件的律师、法医学副教授伍长康老师，伍老师的说法更进一步的印证了我的观点，我决定就拿鉴定报告作辩护的切入点！
2003年9月9日，星期二上午，本案如期开庭，除了被告和死者的家属之外，我通知法学院的部分实习生到庭旁听。
不知是疏忽还什么原因，被告的手拷没有打开就开庭了，更让我恼火的是被告完全曲解了我先前让其“老实”的意思，一开始回答法官提问时就承认是自己打死了死者。公诉人问完轮到我发言。我首先向法庭陈述了被告应该在不处于羁押状态下接受讯问，请求法庭打开被告手拷，审判长准许。然后我讲了死者是在医院18天后死亡的，对此事的后悔不是说非得把不该认的罪揽到自己身上，当庭的陈述可能作为对其不利判决的依据，按着问被告是否肯定死者的死亡就是其打击所致，被告答不能肯定。目标达到。
对于控方指控证据的事实部分的真实性辩方基本没有持异议，这个过程中，辩方主要是就有利于被告的情节重复提请法庭予以注意。
直到举证部分快结束时，控方才陈述鉴定报告，我说这份鉴定报告存在严重问题，除了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结果为被告所致之外，反面证明了医院在对死者的诊疗过程中有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我提出了四点意见：1、病历书写不规范，抢救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只具体日而没有按规定具体到分，这严重违反病历书写规定，还着实让人怀疑医院的救治是否及时；2、院方耽搁了救治时间。鉴定报告记载死者上午8：30就送到医院，而医院入院证上记载入院时间却是10：40，就就是说死者在医院，耽搁了整整2个多小时处于无人救治的状态。3、手术失败，脑血肿既然已在当日清除，怎么会在18天后又因脑血肿死亡？4、出事现场所有的证据和入院CT检查记录均表明初始伤只有左脑，而死亡分析中认为左右二脑的损伤共同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也说明医院对死者的右脑进行开颅手术失败也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
很明显，我对鉴定报告的反应完全出乎控方所料，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对鉴定报告的质证意见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此时，形势很明显转向了辩方这边。在法庭辩论阶段，我除了详细阐述对法医鉴定报告的几点意见外，我还大篇幅地陈述了脑血肿的形成、危害、治疗注意事项、最佳治疗时间。此外综合被告与死者的身高、年龄、所从事的岗位分析认为，被告和死者体能接近，正常斗殴不会致死。控方在三轮的法庭辩论中对此均没有实质答辩，甚至在我第三轮发言中，公开点头表示赞成。最后向朝阳律师对辩方观点作了总结。在被告最后陈述时，被告双目含泪，向死者家属深深鞠躬以致道歉。
该案没有当天宣判，但是凭直觉，我胜券在握。
9月16日，本案一审宣判，被告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