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广东省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社会用字管理规定
广州市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用字管理，维护国家文字的统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社会用字，是指面向社会使用的具有公共性、示意性的汉字，包括：
（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牌用字；
（二）牌匾、标语、地名、建筑物墙体及各种标牌用字；
（三）注册商标、广告、指示牌及商品名称、包装、说明等用字；
（四）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用字；
（五）公文、公章、证书、奖状、橱窗、屏幕等用字；
（六）计算机、打字机等文字信息处理用字；
（七）学校、幼儿园教学用字及校园用字；
（八）其他具有公共性、示意性的社会用字。
第三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社会文字的单位与个人，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本市社会用字的综合管理部门，对全市社会用字实行统一管理，并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社会用字日常管理工作在市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的统一监督、指导下，实行分部门管理：
（一）市、区、县级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依权限负责牌匾、标语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名牌以及建筑物墙体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出版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三）文化、广播、电视部门负责影视屏幕及演出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商标、广告、指示牌和企业铭牌、商品包装等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政府办公厅（室）负责公文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国土部门负责地名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七）公安部门负责各种公章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八）教育部门负责教学、教材、校园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九）公路部门负责公路沿线路标等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十）其他社会用字由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社会用字应遵循国家颁布的统一标准：
（一）简化字应以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二）异体字应以1955年国家公布的《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三）印刷用字应以198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为准；
（四）汉语拼音字母使用应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准；
（五）拼写和分词连写以1988年国家教委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为准。
第七条 社会用字不得使用下列汉字：
（一）1986年国家《简化字总表》中被简化的繁体字；
（二）1986年国家宣布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确定的简化字；
（三）1955年国家《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淘汰的异体字；
（四）1977年国家淘汰的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
（五）1965年国家淘汰的旧字形；
（六）其它各类自造字、错别字。
第八条 下列情况如有不规范用字暂时保留：
（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笔题写的招牌、匾额、书名、报头、刊头（不含“集字拼成”的）；
（二）已故文化名人（如鲁迅、郭沫若等）亲笔题写的招牌、匾额以及书名、报头、刊头（不含“集字拼写”的）；
（三）上述题字中书写人亲笔签名；
（四）一些建国以前创立的老字号企业的招牌；
（五）新华书店、邮局、银行等全国统一的招牌、匾额中的不规范字，由国家统一处理；
（六）近年新制的造价昂贵（单字制作费5000元以上）的大型招牌中，如有不规范字，应尽可能改正，确实有困难的，报请市、区、县级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后可暂不改动，但用字单位必须在醒目位置挂上精美的非临时性的规范字牌，并保证在适当时候改用规范字。


第九条 一般书写行款，必须左起横行，确需竖行的，必须由右至左。汉字与汉语拼音并用，必须横行，不得单独使用汉语拼音。
第十条 涉外使用社会用字，如外文与汉字并用的，必须上为汉字，下为外文，不得单独使用外文。
第十一条 凡不符合本规定的社会用字，各文字使用单位或个人应在本规定颁发之日起30日内自行改正。对在限期内确实难以改正的，经市、区、县级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可暂在一旁挂上书写规范的字牌，但在用字载体维修或更换时，应予以改正。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社会用字单位和个人，由市、区、县级市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依权限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每字每日50元处以罚款，直至改正。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十条，不按要求书写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改正。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6月9日
执行--法律获得生命必不可少的形式和途径
王丹
　 近来，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执行实务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持，许多重大课题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从大的方面来说，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应该兼顾不同层面：首先要从外部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与宪法、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部门法的关系；其次要从强制执行法本身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并对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讨；再次，要从执行改革和执行实践入手，对执行改革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对执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整理和归纳。
　 （一）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社会上包括法院内部有不少人对执行工作不了解，认为搞执行不需要懂实体法。实际上，许多执行案件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交错重叠，牵连难分，十分复杂。因此，从事执行工作的人既要懂程序法，又要懂实体法，更要善于将实体法和程序法融会贯通，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案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强制执行领域是一个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交叉融合的领域。正因为如此，对强制执行法不能单纯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研究，而应该同时从民事实体法的角度来研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应该认识到，民事实体法对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强制执行制度应该与民事实体法的有关规定相协调。民事实体法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这些民事权利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确认后，最终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民事强制执行法看作强制性地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 作为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结构就应该以民事实体法为基准，根据具体执行对象和形态的不同，采取罗列的方式进行结构设计。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法包括最高法院目前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在结构设计上主要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线索，执行程序和各种执行措施均围绕不同的实体请求权展开，在金钱债权的执行中又根据执行对象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执行方法，其基本考虑就是使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有机协调，遥相呼应，相辅相成。除结构体系外，民事强制执行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要积极回应民事实体法的要求，避免因执行行为的实施破坏民事实体法所调整的正常的市场流通秩序。比如，对不动产的查封之所以要办理查封登记，目的就是要与民事实体法的公示制度相协调。又如，因实施执行行为所引起的各种权利的得失变更，总是与民事实体法上的效力相伴相随，执行中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往往交叉缠绕在一起，离开实体法，执行程序的运作将会寸步难行。
　 民事实体法对于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强制执行法仅仅是民事实体法的从法或者辅助法。民事实体法侧重于从静态的角度来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民事强制执行法则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更为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强制执行制度的设计和运作除了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外，还要考虑债务人的保护、执行的效率、执行成本等多种复杂因素。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强制执行程序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某些强制执行制度。例如，在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制度中，执行程序中的查封或者扣押可以产生一种类似于担保权的优先受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执行程序创设了一种实体权利。又如，许多国家对于执行中拍卖制度的设计，都充分考虑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没有完全套用民法上的拍卖制度。最高法院起草的《关于执行中评估、拍卖、变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有许多条款的规定与拍卖法不一样，这也是基于执行中拍卖的特点和规律所作的特殊设计。第二，它有助于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把执行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忽视甚至完全抹煞执行程序具有不依赖于实体的独立价值，因此背负了社会过多的指责。 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许多法院积极倡导“程序正义”、“执行穷尽”等新的执行理念。应该说，这些新理念的提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过去我们提出这些理念更多的是基于对执行实践的反思，今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研究，以便对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等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二）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民事诉讼指的是狭义上的民事诉讼，主要指审判程序。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在立法例上，许多国家都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规定在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种做法是将民事诉讼理解为包括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在内的广义上的民事诉讼。但从狭义上看，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首先，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虽然都是保护民事权利的程序，但民事诉讼侧重于确定民事权利是否存在，可以将其称为确定民事权利的程序；而强制执行则侧重于在事实上实现民事权利，可以将其称为实现民事权利的程序。其次，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指导原则和程序设计。审判和执行都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组成部分，都要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但是，两者有各自的规律性和侧重面。民事诉讼的实质是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以解决纠纷，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公正，其所设置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等诸多程序制度，旨在通过严密的程序设计保障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强制执行的实质在于实现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其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效率，执行程序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主要采取形式审查的原则，二者具有各自完全独特的调整原理和程序制度。此外，那种将民事诉讼程序视为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把执行程序视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和完成的观点，也值得讨论。我们知道，强制执行的依据除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外，还包括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某些公证债权文书，对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并不以民事诉讼为前提，更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中甚至还会出现先有执行后有诉讼的情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不能只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今后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以便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为单独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三）民事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的关系
　 破产程序是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强制性地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变价和分配，以实现全部债权人债权利益的程序。从强制性地实现债权这个意义上来说，破产程序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强制执行，只不过通常所说的强制执行只考虑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债权，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执行，而破产程序则要考虑全部债权，本质上是一种概括执行。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和破产法的关系问题上，最需要研究的是两种法律制度在实现债权中的功能和定位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到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关于执行财产分配原则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执行财产如何在多个债权人之间分配的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历来存在着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的争论，究竟哪种原则更为合理，通过对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二者功能定位的认识，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强制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各有自己的功能，前者注重债权的个别清偿，后者则注重全部债权的公平清偿，在个别清偿中如果发现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则应及时转入破产程序实行公平清偿。两种制度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在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中共同发挥着执行清偿的功能。如果在强制执行制度中实行平等原则，则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适用了破产程序的分配原则，显然会造成制度上的重复。因此，从执行和破产这两种法律制度各自的功能定位，以及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整体协调的角度看，民事强制执行法中无疑应采取优先原则。但是，优先原则的合理性是以其他债权人能够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为前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破产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债权人很难利用破产程序使自己的债权获得公平清偿的话，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采取优先原则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在实质上造成一种不公平的后果。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没有采取优先原则，而是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做法，实行团体优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