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国际船舶理货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国际船舶理货管理办法》的通知
深圳市人民政府
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深圳市国际船舶理货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国际船舶理货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国际船舶理货管理，规范国际船舶理货市场，提高理货服务质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深圳港设立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及为国际船线船舶承运人和外贸货物所有人提供理货服务的，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深圳市港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港务局）是深圳港国际船舶理货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国际船舶理货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第四条 申请设立国际船舶理货企业，申请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资格。
船舶承运人、船舶代理人、货物所有人、货运代理人、港埠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不得从事国际船舶理货业务。
第五条 申请设立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万元；
（二）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三）有与开展国际船舶理货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
（四）配备有在现场从事国际船舶理货业务所必需的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货员证书》（以下简称《理货员证书》的人员。
第六条 申请设立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应当向市港务局提交下列一式三份文件；
（一）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公司名称核准通知书；
（二）设立企业的申请书；
（三）设立企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设立企业的章程；
（五）资信证明；
（六）申请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影印件；
（七）其他需要提交的文件和资料。
第七条 市港务局接到设立国际船舶理货企业的申请后，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0天内报广东省交通厅审核，经审核同意后转报交通部审批。
经交通部批准设立的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凭批件到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
第八条 国际船舶理货企业从事国际的船舶理货业务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船舶理货企业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申请《许可证》应提交下列一式三份文件，并按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由交通部统一发给《许可证》：
（一）业务规章和理货单证；
（二）理货人员的《理货员证书》影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简历、董事会成员名单及简历。
第九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
申请换领《许可证》应于有效期届满前30天内提出，并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办理。
未依前款规定申请换领《许可证》的，其从事国际船舶理化业务的资格自《许可证》有效期期满时起自动失效。
第十条 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变更名称、股份、经营范围和其他重要事项，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后，到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在深圳港区内的港埠企业，应为国际船舶理货企业进港经营理货业务提供协助。
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和港埠企业，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共同做好理货业务。
第十二条 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可以经营下列业务：
（一）成件货物和集装箱的计数、分残、分票、交接和出证；
（二）集装箱装、拆箱的计数、分残、分票、交接、出证、施封和验封；
（三）散装货物的计量、交接和制单；
（四）制作货物、集装箱积载图和分舱单；
（五）监督舱内货物的装卸；
（六）其他相关业务。
第十三条 国际船舶理货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交通部、省交通厅和市港务局的监督、检查和管理；
（二）严守公正立场，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维护外贸进出口货物交接各方的正当权益；
（三）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欺诈活动和使用不正当手段或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进行非法竞争；
（四）从事国际船舶理货业务的人员，应当持有交通部颁发的《理货员证书》，才能开展业务活动；
（五）应当使用统一的理货单证；
（六）应当执行交通部颁布的理货费收规章和标准，并在其营业地点予以公布；
（七）应于每年3月底以前向交通部、省交通厅和市港务局报送上一年度经营情况报告。
第十四条 船舶承运人和货物所有人，可以自由选择国际船舶理货企业，承担国际船舶理货业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强制或授意船舶承运人和货物所有人选择理货企业。
第十五条 国际船舶在开航前，应当办妥理货单证签证手续。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市港务局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港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3月25日
梁丽案件的“刑疑惟轻”
龙城飞将
深圳检方对梁丽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同时，梁丽案件也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
民意•法律•司法实践
梁丽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这就是民意。起初，人们得到梁丽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可能判无期徒刑的信息，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现在深圳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认为，深圳检方的这个决定正确的，合乎法律规定的，也是顺应民意。
大众们的观点一部分是从直接的感觉出发，从对道德与法律的朴素的理解出发，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系统地学过法律的人，他们从严格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认识这个案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从民意与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是相吻合的。
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刑法的规定应当是最反映民意的，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过人民遴选他们的代表，委托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他们行使立法这种最高权力。
从对梁丽事件来看，民意，可以仅仅是部分民意，因为此时通过报刊和网络，发表意见的决不是中国的全体人民，因为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和条件表达自己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分的民意表达，与法律的规定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在未能通过媒体和网络表达后面有更多的民意。
民意与法律，相互作用，才能在共同发展，而且螺旋式向上地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民意与法律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两者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人们关于民意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也是螺旋式发展的。
具体来说，先有民意，通过立法程序，产生了关于盗窃罪的刑事法律。后有政府、公民及司法机构执行法律。当司法机构执行法律产生偏差时，如此次梁丽案件显现出来的可能以盗窃罪名定罪，可能判无期徒刑时，民意重新出现了。
此时的民意不是立法时的民意，而是对司法机关是否遵从法律而进行监督的民意。此时的民意并非与法律和司法机关相抵牾，而是相吻合，民意要求司法机关回到法律的基点上来，而不是注意道德层面、内部规定、领导意图的“司法实践”。
最终，检方的决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是由于它顺应了民意，同时也遵从了法律。反过来也可以说，检方遵从了法律，同时也顺应了民意。这是一个循环。如此循环往复，将会从总体上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
人民群众是最服从法律的，最讲道理的。所以，当有人说民意与法律冲突等，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讲这话时是混淆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民众不是与法律冲突，他们是与黑暗的，不执行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相冲突。民意是呼吁某些不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回归到法律规定的座标上来，并不是要求司法实践脱离法律。
刑疑惟轻•疑罪从无•现代法治
在梁丽案件相关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正面一段话：“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这句话传遍了媒体和网络。
我在《梁丽案件：支持检方决定，质疑其理由》 一文中问道，什么是“刑疑惟轻”原则？我们不是刑法专业的，对此原则孤陋寡闻。它体现在我国刑法上的哪一条，不清楚。希望能够有方家出来答疑解惑。因为我学过刑法和刑诉法，不记得有这样的原则或条款。
大家知道，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些现代刑法原则早已写进了我国的刑法和刑诉法，只是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并不真正实行这些最高的刑法原则，因而当你和某些司法人员或专家谈论法律的这些规定时，他们会觉得你这是不懂法律。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了执行内部规定、内部程序、领导旨意才算是真正的懂法律，而这些又是提不到桌面的。
近日在网络上搜索，找到了出处：《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人们的解释是，疑：不能确定；惟：同“唯”。“罪疑惟轻”是指罪恶可疑的，罚要从轻。用到梁丽案件，改为“刑疑惟轻”。
那么，怎样理解“刑疑惟轻”和“罪疑惟轻”呢？它与现代刑法法治原则“疑罪从无”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作一点探讨。
罪疑惟轻，在古代的含义就是，当给一个人定罪时，可能定重罪，也可能定轻罪，或者当罪名已定的情况下，量刑可能重，也可能轻的时候，尽可能轻。这与我们现代法治的某些刑法原则有些相近之处，能看到其中体现了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影子。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很可能是包含两重含义：定性与定量。定性，即定何罪。定量即量刑。
刑疑惟轻，没查到出处，可能是深圳检方的一种灵活用法。由于在现代语境下，刑的含义主要在惩罚、用刑方面，体现为量的方面，所以人们可能会理解为，变了一个字，含义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的理解是，在已经定性即定罪的情况下，量刑时尽可能轻。同样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如果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使用这个古代成语，在现代法治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一原则毕竟不是真正的现代法治原则，它离“疑罪从无”尚有较大的差距。疑罪从无很简单，若证据不确凿就不能定罪，若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就不能定罪。
疑难案件•普通案件
当许多名家疾呼许霆案件、梁丽案件是复杂疑难案件时，我的观点却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两个案件到了起诉审理阶段都不复杂，只要司法人员严格地按照法的规定办案，都不是难办的案子，仅仅是普通案件。
法律早就给出了起诉阶段和审理阶段的办案思路：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在法院审理阶段：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简而言之，第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事实与相应的罪名规定完全符合，作出有罪判决。第二、事实清楚，事实与刑法相应的罪名规定不符合，找不到合适的条文与罪名，作无罪判决。第三、证据不足，做出无罪判决。
换一个角度，从事实是否清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楚的，一类是不清楚。其中事实清楚的可以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类。
从是否做有罪判决，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罪判决，另一类是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事实清楚，依照法律应当作无罪判决。其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只能作无罪判决。
这样看来，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或者说这个阶段的疑难案件对于检察官和法官而言并不是疑难案件。
实际上，疑难案件仅存在于刑侦阶段，难在难以梳理、还原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有罪推定•无罪推定
一些人们把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列为重大疑难案件，是混淆了法理（包括道德）与法律、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刑事侦查与起诉审理之间的区别。并且常常是在无罪推定的法律规定下面，进行着有罪推定的司法实践，换句话说，对什么时候进行无罪推定，什么时候进行有罪推定分不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有罪推定？
在刑事侦查阶段，可以进行有罪推定。刑侦人员根据一些线索，进行合理的怀疑，收集相关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还原当时发生的事件，确认事实的真实状态。由于各种因素，这个阶段确实存在一些疑难案件，即刑侦人员找不到合适的证据，此时无法侦破的案件就是疑难案件。其中一些疑难案件也许永远是石沉大海，有些疑难案件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又可以侦破。即使如此，也要尊重被侦查人员的个人权利、尊严，不可屈打成招，要重证据，不重口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