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与法治变革
张鹏
摘 要：法治的变革应该立足于在尊重中国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对本土资源进行不断挖掘，同时也要带有文化批判性移植外国先进的法律模式。但无论是来自于本土的法律还是空降而来的法律，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形式平等的平台下，给予个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无差别的资格。因此，如何培养社会成员的守法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法律移植；本土资源；法律文化；守法意识
历史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将我们一步一步推向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甚至于后现代的路途，而不论是捷足先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步履维艰的发展中国家在其步入这条极具复杂性和危险性的远程时，都会无一幸免地陷入改革的困境。而这种改革的波浪却不会因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变迁而止步不前，更重要的是它要在那些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国度里将这种变革的浪潮扩大化之后方才善罢甘休。而对于正处于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鲍德里亚笔下的后现代化的交错环境当中的中国而言，这种由全球化的浪潮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强烈碰撞所引起的宏大的改革则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在法治模式的普世化与本土化这一场域里，改革则更具有挑战性。
其中关于法律的移植、法治建设与本土资源这一话题在中国的法学界却引来了激烈的纷争。支持以纯粹性的法律移植作为我国法治变革的主要手段的先论者认为：在国际法治趋同化的浪潮当中我们不应该固守本色，而应该通过法律的移植积极合理的引进外国先进的法律制度，以此来达到弥补我国法治建设当中的不足和与世界接轨的目的。同时企图通过国家强制力强行实施那些经过理性简单加工的空降式的法律。而作为强调以本土资源作为我国法治生长基本土壤的反对派的代表的苏力而言，这种空降式的法治变革模式实在不足取。其在《变法，法制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当中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法律的移植不仅仅是对外国法律本身的照搬或是经过理性加工之后的简单适用，而是对外国法律背后的传统习惯的批判式的挖掘性引进。同时他认为我国的法治改革应该立足于对本土资源和当代社会的全面背景的充分考虑。他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缔造了这个民族所赖以信任的法制，而法学家所创造的却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任何社会只有在本土资源中才能找到它存在的意义。其中对本土资源论的提出则是对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的反思和挑战。他认为不论是变法还是法治的实现都需要对本土资源的深切关怀。政府推进性的现代化与法律移植上升为简单倾向化，都值得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基于对传统习惯与法治变革的思考苏力首先从重新理解法律本身入手，他极力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法律本质及其功能的工具性定性。他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为人们的行为生活提供一种预测，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除了成文法之外，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习惯和惯例也具备这样的功能。上述关于法律的预测性功能的阐述与美国大法官关于“律师的行动是一门预测的艺术”这一论断颇为相似，都是为了向特定的或是不特定的受众提供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作为本次报告人的莫静在其《法律演进与法律发展中的本土资源的继承》一文当中，对于苏力在其《变法，法制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当中的所有论述给予了不加批判式的高度赞扬。同时，她认为法律和习惯作为制度形式的两种形态，都具有这种提供相对确定的预期的功能。而且习惯较之法律而言，更符合人类意识中的常理，因而易于被接受与认同。
对于苏力以及莫静在其文章中关于“在法律移植的同时，更需要对本土资源即古代法治模式和现代生活习惯和惯例的批判式得提炼与升华”这一论述我表示赞同，但对于苏力仅仅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挖掘应该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视角来论述变法与法治的问题我认为其论述的角度过于片面。苏力立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论断而过分地注重经济发展对于法律的影响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而莫静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当中利科的相关理论对法律的显功能与习惯的潜功能作出比较性的分析，但由于其行文的片段性和不连贯性，导致了其制度经济学的论述陷于了中途夭折的境地。其在开篇所引用的利科的观点从全文来看则略显缀余。但无可否认，莫静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法治变革的思路是很独特的。事实上，莫静在其行文当中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承认了苏力关于法律与市场经济绝对相关性论述视角的正确性。
而我认为法律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但作为影响法治变革的因素来讲却过于单一。法律作为民族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民族对于法律的态度和认识。每一部能够为民众提供大致确定预期的法律其本身都承载着该民族的法律文化和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以法律和法学为基础的社会人文范畴，它包括语言、行为、情操、观念、精神、传统、风尚、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等非常丰富的内涵。且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则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虽然法律文化的基调应该是以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但在不同的法环境当中其具体内容却有所不同。这一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就指出了法律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所以：“为某一国国人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国民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因此，对于法治变革与本土资源的研究和论述更多的应该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给予更为宏观的关注。社会当中的个人无不处于社会文化的统摄之下，当然作为社会文化当中的互动主体也同样受到法律文化的熏陶和长时期的感染。同时作为法律文化的载体，由于其与法律文化的长期互动，个人已经在潜意识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虽然，每个人的理性和法律观念基于个人的生活情景不同而表现出略微的不同，但只要是在同一法律文化当中不断熏陶过的人，其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却总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倘若从法律的行动逻辑这个角度来讲，不同的民族则拥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而这种法律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本身乃是法律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
基于这样的一种民族性的守法逻辑，个人对于空降而来的法律自然难以给予法律应有的信任和起码的遵守。在这种意义上讲，法律的移植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法律本身，而更多的则是法律条文背后所承载的外国的法律文化。因此，在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这样的方法简单弥补我国现阶段法律暴露出来的不足的同时，我们似乎应该考虑到外国的法律文化能与我国的法律文化相融合吗？其次，倘若能够融合，那么融合所需要的时间究竟有多漫长呢？因此我们不等不对于法律移植所引起的法治成本做深入的考虑，以及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做充分的考虑。而作为能够提供确定预期的另外一种规则的习惯和惯例则显现出了它所独有的优越性。习惯和生活惯例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方面，因此其根本不存在与现有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问题，所以立足于本土资源和社会背景来对我国的法治进行变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律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时间也会因此而大大缩短，对于减少法治变革的成本来说也更容易获得法律应有的社会效果。但我并不是否认法律移植在即使弥补法律漏洞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不过这种移植应该是一种带有文化批判性的移植。
不过，我们在密切关注法律是移植来的好还是取自于本土资源的好这一问题的同时，却往往容易忽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被移植来的与本土法文化不一致的法律不一定就难以取得法治的社会效果，同样从本土资源挖掘出来的法律也不一定就理所当然的拥有合理性，当然的取得民众的信任。富勒对法治所因该具有的属性归结为以下八点：第一，法律的普遍性原则；第二，法律应当公布；第三，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第四，法律应当明确；第五，法律规则不能相互矛盾；第六，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第七，法律应当稳定；第八，官方行为与法律必须一致。富勒强调，以上原则是法律的内在道德的要求，缺一不可，否则不单是导致坏的法律制度，而是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而我认为，移植过来的法律或是来自于本土资源的法律之所以往往难以实现与受众的完美互动，其症结并不仅仅在于其思想理念与传统习惯或时代所需相去甚远，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法律的合理性、稳定性与正义性、民众的守法意识的强烈程度、以及基于法律的彻底执行而带来的民众对于法治的信任度这三个方面来决定的。我想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没有历史与传统的移民国家，其社会体系完全是由陌生人所有机组成的。但作为社会当中的个体或群体则必然存在着先前的行为习惯或是习俗。然而当美国将英国法律空降式的移植过来的过程当中，却并没有出现像中国法治这样结局。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增强了守法主体对于法律的高度信任。我认为这一点在以上所提到的三点当中最为重要。因此，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守法主体的守法意识，如何严格执行法律提高民众对于现行法治模式的信任度。
居民的守法意识是法治意识的一种构成要素，是个人按照法律的原则或规则选择自己行为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守法意识的结构主要包括程序正义、合法性问题、法律信任尺度、法律心理、法律思维、法律社会化等方面。而法治的根本目标在于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形式平等的平台下，给予个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无差别的资格。那么如何使社会成员拥有守法意识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法社会学当中对居民守法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工具主义视角和规范意识视角。法社会学家认为居民守法的动机和原因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主要有社会环境因素和个人主观因素。而我认为培养社会成员守法意识的过程是一个法律制度与社会大众不断互动的过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的布鲁默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符号互动。人类社会的互动并不是相互之间行为的简单反应，而是总是对对方的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定义，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而进行互动。同样作为法律制度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也是通过互动的过程来实现的。而倘若从分析法学派的角度入手，则这种互动更直接的表现为法律的制定者与法律的受众之间的互动过程，当然这种互动并不像米德所说的“刺激——反应”这样来的简单，其中则更多的参杂着互相博弈的内容。这种互动的行为应该包含法律的严格执行、法律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社会成员对于公民义务的善意履行等一系列法律行为。同时，这样的互动也体现了法律文化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即法律文化的渗透过程。但对于如何互动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
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2012年3月29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与监测
★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第四章 地质灾害防治
★第五章 地质遗迹保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质环境调查评价与监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地质遗迹保护以及影响地质环境的开发建设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地质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岩体、土体、矿藏、地下水等地质要素和地质作用的总和。
本条例所称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本条例所称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
本条例所称地质环境化学污染，是指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等活动中，所造成有毒有害物质释放扩散给地质环境造成的污染。
第三条 地质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防治结合、谁开发谁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地质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质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地质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地质环境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地质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普及地质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并对在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与监测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价工作，为编制地质环境保护规划提供依据。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城乡规划、环境保护、水利、交通运输、旅游、农业、林业、文物等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根据本地区地质环境现状和上一级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以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地质遗迹保护、地质环境监测等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修改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及专项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地质环境现状与发展趋势；
(二)地质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与规划目标；
(三)地质环境保护功能区划分；
(四)地质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
（五）地质环境的恢复治理，地质灾害的预防、控制和治理；
（六）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十条 编制和实施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矿产资源、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地质环境保护要求，避免和减轻对地质环境的破坏。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根据地质环境实际情况，建立地质环境监测和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并完善地质环境监测设施，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状况实施动态监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非法移动地质环境监测和保护设施及标志。
第十二条 地质环境监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地质灾害监测；
（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三）地下水动态监测；
（四）其他地质环境监测和应急监测。
第十三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动态监测，并将监测资料按规定报送矿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加强监测，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开采地下水、地热水、矿泉水资源的单位，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开展水位、水质、水量、水温动态监测，避免过量开采，防止造成地面沉降和地下水污染。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质环境监测工作的监督检查，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地质环境监测资料的保存和分析评价。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全省地质环境公报。
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第十六条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护矿山地质环境，避免和减轻矿山地质环境破坏，防止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化学污染。
第十七条 采矿权申请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按照采矿权批准权限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查。不按要求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其采矿权申请。
在建和已投产的矿山企业，未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采矿权人应当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
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的，采矿权人应当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并报原采矿许可批准机关审查；矿区范围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所涉及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采矿许可批准机关审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主要内容和编制要求，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采矿权人必须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严格按照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进行恢复治理，恢复治理费用列入生产成本。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与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同步进行。
第十九条 对本条例实施前废弃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能够确定责任人的，由矿山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督促其依法恢复治理；不能确定责任人的，由矿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恢复治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对已关闭或者废弃矿山的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第二十条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实行保证金制度。采矿权人应当依照规定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遵循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的原则。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缴存标准，按照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开采规模、开采年限以及对矿区环境的破坏程度等因素确定。保证金缴存标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一条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坚持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采矿权人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验收达到规定标准的，应当按比例返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及利息。
矿山关闭前，采矿权人应当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逾期不履行恢复治理义务或者恢复治理达不到要求的，保证金不予返还，由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使用该保证金组织恢复治理，恢复治理费用超过保证金的部分由采矿权人承担。
第二十二条 探矿权人在矿产资源勘查活动结束后，应当对其遗留的钻孔、探井、探槽、巷道等进行回填、封闭，对形成的危岩、危坡等进行恢复治理，消除安全隐患，相关费用列入勘查成本。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相关责任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如实反映情况。
第二十四条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中，对具有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矿业遗迹，可以开发为矿山公园，开发费用由矿山公园权益人承担。
矿山公园的申报、审批和建设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地质灾害防治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建设、城乡规划、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依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拟订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主要灾害点的分布；
（二）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
（三）重点防范期；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五）地质灾害的监测、预防责任人。
第二十六条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中未包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内容的，项目建设主管部门不得进行项目审批、核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得办理用地报批手续。
编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时，应当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第二十七条 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
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二十八条 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县、乡（镇）、村应当加强地质灾害的群测群防工作。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当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地质灾害前兆信息。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气象主管机构根据地质灾害监测和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地质灾害预报。
第三十条 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予以公告，并在地质灾害危险区的边界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禁止从事爆破、削坡、工程建设以及其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及时采取工程治理或者搬迁避让措施，保证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分工，做好相应的应急工作。
发生地质灾害或者出现地质灾害险情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成立地质灾害抢险救灾指挥机构，启动并组织实施相应的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第三十二条 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质灾害，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下，由本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跨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由所跨行政区域的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共同组织治理。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不明确的，由地质灾害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地质灾害的成因进行分析论证后认定。
对地质灾害的治理责任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地质遗迹保护
第三十四条 下列地质遗迹应当予以保护：
（一）对追溯地质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各类地质剖面和构造形迹；
（二）对地球演化或生物进化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化石及其产地；
（三）具有重大科学研究或观赏价值的岩溶、花岗岩奇峰、石英砂岩峰林等奇特地质景观；
（四）具有特殊学科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岩石、矿物、宝玉石及其典型产地；
（五）有独特医疗、保健作用或者科学研究价值的温泉、矿泉以及有特殊地质意义的瀑布、奇泉；
（六）具有科学研究意义的典型地裂缝、地面塌陷、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遗迹；
（七）需要保护的其他地质遗迹。
第三十五条 具有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可以建立地质遗迹保护区；具有观赏、科普价值的地质遗迹，可以建立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和地质公园的设立、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禁止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地质公园范围内建设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者破坏的建（构）筑物。
第三十七条 因科学研究、教学、科学普及或者对古生物化石进行抢救性保护等需要，发掘古生物化石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报有批准权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建设等活动中发现古生物化石的，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第三十九条 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地质公园内开展旅游活动，应当遵守地质遗迹保护区、地质公园的管理规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侵占、损毁、非法移动地质环境监测和保护设施及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赔偿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采矿权人未按期如实报送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应当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而未编制的，或者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开采方式，未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并经原审批机关批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按照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按期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不缴存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其作出处罚后，仍拒不改正的，原发证机关可以吊销其采矿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规定的审批事项予以批准的；
（二）不履行地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发现破坏地质环境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三）对已经发现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未及时报告的；
（四）对已经发现应当保护的地质遗迹没有采取必要保护措施的；
（五）侵占、挪用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
（六）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