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城市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规定
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城市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规定
1999年12月28日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0年3月31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保障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居住和使用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已竣工交付或投入使用的城市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房屋，包括住房和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及其他民用非住房。
本规定所称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是指因装修拆改房屋的墙、梁、板、柱、基础、屋盖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以下简称房屋结构)的安全管理。
第四条 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城市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工作。
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房屋安全管理机构负责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以下简称五城区)范围内民用非住房装修结构安全管理的具体工作。五城区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住房装修结构安全管理的具体工作。龙泉驿、青白江区及县(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城市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的工作。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城市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装修房屋，必须保证房屋原有的整体性、抗震性和结构安全，不得擅自拆改房屋结构，不得因装修影响毗邻房屋的使用安全。
第六条 房屋使用人出资装修，需要拆改房屋结构，必须征得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使用人变更时，对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设施设备不得拆除。
第七条 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装修房屋确需拆改房屋结构，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提出书面申请，并交验下列资料，报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取得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书后，方可装修。
(一)房屋权属证明文件；
(二)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装修设计方案、施工图；
(三)实行物业管理的，应提交物业管理公司签署的意见；
(四)使用人装修的，应提交房屋所有人同意装修的书面文件；
(五)房屋出租的，应交验房屋租赁证；
(六)审批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发放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书：
(一)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有争议的；
(二)房屋严重损坏或有险情未经修缮加固处理的；
(三)属于危险房屋的；
(四)房屋在拆迁封户范围内的；
(五)未按第七条 要求交验有关资料的。
第九条 五城区范围内的城市房屋装修，需要拆改房屋结构，属民用非住房的报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房屋安全管理机构审批；属住房的报所在区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房屋在其他区(市)县的，由所在区(市)县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参照前款规定审批。
第十条 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应自收到房屋装修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符合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的，发给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书。不予批准的应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从事房屋装修的设计、施工单位和个人必须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和上岗证，方可承接装修工程。
第十二条 房屋装修设计、施工，应当符合房屋结构有关规范和装修工程质量标准，选用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原材料和配件。
第十三条 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拆改房屋结构，未取得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书的，施工单位和个人不得施工；从事施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装修设计方案及施工图进行施工。
第十四条 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书应在施工现场公开张贴。
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按《成都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在房屋结构拆改完毕采取加固措施后5个工作日内，向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屋装修结构安全验收。
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应自接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继续装修或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房屋装修结构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阻挠。
房屋所有人、物业管理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应当对房屋装修情况进行监督，发现有违反本规定的情况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告知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监督举报。受理举报的部门或单位对举报人负有保密的义务。
第十八条 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轻重，对装修住房的处以8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装修民用非住房的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领取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书擅自拆改房屋结构的；
(二)未按批准的装修设计方案，拆改房屋结构的；
(三)未按规定申请房屋结构安全验收的；
(四)房屋结构安全验收不合格继续装修或投入使用的。
第十九条 从事房屋装修的施工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并可视情节轻重按装修工程造价的1％～５％处以罚款。
(一)明知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未取得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书而施工的；
(二)未按批准的装修设计方案施工，拆改房屋结构的。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拒绝、阻碍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房屋装修结构安全管理单位和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指导，发现审批或验收工作确有错误的，应予以纠正。
第二十三条 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秉公执法；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因装修拆改房屋结构损坏毗邻房屋的，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因装修拆改房屋结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民事侵权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尤其在目前举国烦躁的环境下，侵权事件越来越多。而对被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又因诸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差异性，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赔偿范围的解释，使被侵权人在诉求过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析，有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赔偿范围相关规定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立法倾向
1、《民法通则》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没有涉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等。
这是由于《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是在文革“砸烂公检法”后恢复正常法律秩序不久制定的，比较粗放，具有纲要性质，且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意识不强，所以对于赔偿范围规定得较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6条：“赔偿的生活补助费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的规定，该“生活补助费”显然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相差甚远，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已经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同时列举的还有“生活补助费”、“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这就进一步说明《民法通则》中的“生活补助费”，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性质；而且，“残疾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是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同。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赔偿范围后，同一条款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赔偿范围不受加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或者制裁的影响。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生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规定，不仅对“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并列列举，而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予以明确。这充分说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是对受害人不同损害的补偿，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或者冲突。
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仍然作为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列举是一个倒退，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漠视。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的范围逐渐增加和具体。由此可见，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使得被侵权人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较多的赔偿，不仅弥补其造成的损失，也对其精神有所抚慰。
但是，赔偿的标准还是过低，对被侵害者的保护不够充分，也使得侵权人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惩戒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残疾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
有学者认为，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观点是偏颇的。
首先，如果残疾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则必须根据受害人生前收入状况来考虑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具体数额，这就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不是目前仅仅根据户口类型确定赔偿数额。
其次，众所周知，构成残疾未必影响劳动能力，如果不影响劳动能力，就无所谓未来收入损失的说法。
目前除交通事故外，民事侵权的伤残鉴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作为定残标准。根据该标准，很多症状构成伤残，但是不会影响劳动能力。例如：“开颅手术后无功能障碍”、“颈部瘢痕畸形，不影响活动”、“全身瘢痕占体表面积≥5%”等症状均构成九级伤残，但是并不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此类伤残不会导致未来收入减少。如果如某些学者的观点，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那么，受害人未来收入并不减少的情况下是否就无需支付残疾赔偿金？显然，无论是否影响劳动能力，也无论是否未来收入有损失，只要构成伤残，就必须支付残疾赔偿金。
所以，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是受害人受伤致残后自身产生心理负面影响甚至自卑情结或者他人对受害人产生负面感觉或者评级的一项综合弥补。
残疾赔偿金不应当分三六九等。
既然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就应当不分户口类型或者地域等因素而统一赔偿标准。
目前司法实践是按照受诉法院的不同或者居住地的不同以及户口类型的不同而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的。这是有悖立法初衷和公平原则的。
从法理角度看，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同一等级的残疾赔偿金就应当一样。此点，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就是对生命同价的最好诠释。
户口类型本来就是中国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倒退和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况且，户口类型并不是收入多少的依据。因此，以户口类型来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是非常值得诟病的。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应当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
因为不同的受害人所抚养的对象多少和情况各有差异，对于受害人需要抚养的对象较多的情况，也许“残疾赔偿金”还不够支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如果该受害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的救济作用就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是实际损失的赔偿，此时，受害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活必然立即陷入困境。
所以，受害人只要构成致残，就应当获得残疾赔偿金，而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的，必须另外获得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换言之，受害人构成伤残未必丧失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未必就一定有被其抚养的对象，所以说，“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是对伤残者不仅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有需要抚养的对象的特殊情形的补偿费。如果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对于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受害人，即使获得残疾赔偿金，而该残疾赔偿金又是按照农村标准，其家庭必然处于悲惨境地，甚至无法生存。
所以说，取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赔偿项目，或者说，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都是违反公平原则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法释〔2012〕21号）所规定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没有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那么，是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不予支持呢？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首先，对于“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没有予以明确排除。而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则是明确排除精神损害抚慰金。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采取不同态度。
其次，根据对“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中的“等费用”的语义理解，造成被害人残疾或者死亡的，不仅仅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或者丧葬费。
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根据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是必须赔偿的。
所以，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没有对“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进行列举，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正义不仅是法律的重要价值要素之一，同时又是法律的评价体系。从伤情鉴定规则和伤残鉴定规则比较来看，伤残级别较高的才能构成轻伤或者重伤，加害人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害人死亡的，加害人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其结果便是受害严重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与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支持。
（法释〔2012〕21号）给受害人带来的诉讼风险
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但是因为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受害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会冒法院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风险。同时，因该司法解释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即使受害人愿意与加害人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在协商具体数额过程中，受害人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赔偿数额过小，从而，违背法律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该司法解释时也许初衷是为了防止产生空判，即避免判决书中判决数额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
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的。虽然过去确有判决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确“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却实实在在地维护了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利益，使损害和赔偿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因此，该司法解释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诉讼风险，使弱势群体更弱，因而该司法解释条款属于恶法性质。
（法释〔2012〕21号）对惩治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
同时，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量刑。
但是，由于（法释〔2012〕21号）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导致受害人担心依法判决时“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金，就积极谋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协商过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正如加害人所预料的一样，受害人为了获得该赔偿款，只能违心地谅解加害人，甚至违心地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赔偿和被害人的谅解都是重要的从轻情节，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更是法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重要理由（此点也无形中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结果显而易见：在赔偿数额并没有实际增加的情况下，因被害人的违心谅解和要求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发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