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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出售企业产权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
市政府



为了积极稳妥地开展企业产权出售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精神，现对《青岛市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作出以下补充规定：

一、本市所属的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产权，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均可以出售。成批国有企业产权出售和国有大型企业产权出售须经市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二、经市政府批准的市级企业主管部门转体后组建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可以对受托运营范围内的国有企业的产权直接作出出售决定；受托运营范围外的其他国有企业的产权出售按《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主要以国家投资和免流转税而兴办或形成的集体企业，其产权出售，
由受托运营机构或企业主管部门作出出售决定；二轻联社和供销社所属的集体企业以及其他由集资而兴办的集体企业产权出售，由企业提出申请，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受托运营机构或企业主管部门审批。工业、财贸、建设、外经外贸等归口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按各
自的职责，负责出售企业产权的有关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

三、企业产权出售前，必须由具有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对以前年度遗留的坏帐、呆帐、企业历年的水份以及待处理财产损失等，经同级财税部门批准后，一次性冲减企业净资产。国有企业和主要以国家投资和免流转税而兴办或形成的集体企业，评估后的净资产须经同级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并据此作为出售企业产权的底价。二轻联社和供销社所属的集体企业以及其他由集资而兴办的集体企业，评估后的净资产由受托运营机构或企业主管部门确认，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四、为了理顺出售企业的产权关系，对企业评估后的净资产要按产权归属重新界定，1985年以后实行国有资产集体经营的企业（含原县以上供销社），新增资产归集体所有；二轻联社、供销社所属集体企业以及其他由集资而兴办的集体企业，通过执行国家优惠政策形成的资产，归
集体所有；国家对集体企业的直接投资或财政拨款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

五、出售企业产权，可以连同企业自有房产和已办理出让手续的土地使用权一并作价出售。对没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企业，须先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后方可以出售。债务较重的企业，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时，给予减收或免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照顾。企业承租房产管
理部门管理的直管房产，须先办理有偿划拨手续，获得房屋所有权后方可出售；直管房产的划拨参照《青岛市管商业网点房所有权划拨试行意见》的规定办理。本企业职工集体购买企业产权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土地使用权可暂不列为出售范围，由原企业继续使用。

六、出售企业产权，在优先支付职工安置费用后，债务大于资产的，可以用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抵补，抵补不完的部分，作为未弥补亏损挂帐处理，按照有关规定用以后年度的利润逐年抵补。

七、受托运营范围内的国有企业产权出售收入，支付有关费用后的剩余部分，由受托运营机构收取，收回的资金专户存储，主要用于国家对企业资本金的注入和企业结构调整；集体企业产权出售收入，由受托运营机构或企业主管部门代管，主要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
加强对企业产权出售收入使用方向的监督。受托运营范围外其他国有企业的产权出售收入和主要以国家投资和免流转税而兴办或形成的集体企业产权出售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收取，也可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原企业主管部门收取；二轻联社和供销社所属集体企业以及其他集资而
兴办的集体企业的产权出售收入由受托运营机构或企业主管部门收取，并按规定的用途使用。

八、对整体出售企业产权的，原则上一次性付清价款，不许采取赊销的方式，严格禁止将企业产权低价出售，甚至无偿分给个人。

九、职工集体购买产权的，可以改造成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原则上提倡职工一次性购买全部产权，对职工集体一次性购买全部产权有困难的，可以采取购买部分产权的办法，剩余部分按产权原归属折成股份；也可采取将剩余的部分产权实行租赁的办法，租赁费由出售和购买双方
具体协商解决，但必须签订租赁合同。

十、原企业在职职工（不包括农民合同制工人）原则上由购买方负责安置，受托运营机构或企业主管部门予以协助。对安置原企业在职职工超过95％以上部分，可以按照每人一万五千元的标准，降低出售价格；对本市企业和原企业职工集体购买产权的，可以按安置90％的比例掌握
；对整体收购破产企业的，其安置比例可以再给予优惠。

十一、退（离）休人员的退（离）休费和医疗费在没有实行社会化管理之前，其退（离）休人员，应由购买方接收和负责管理并按规定参加社会统筹。为了鼓励购买方接收退（离）休人员，可按照上一年支付的退（离）休费和医疗费为基础，计算三年所需的退（离）休费和医疗费总额
，以此数额降低产权出售价格。

十二、在出售企业产权时，各企业主管部门或受托运营机构必须有具体措施妥善解决好职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同时做好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的思想工作，保持社会安定。被出售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应坚守岗位，恪尽职守，防止企业财产的损坏和流失，保证企业产权出售工作
健康有序地进行。

十三、本规定与《暂行办法》一并执行，其中不一致的地方，按本规定执行。



1994年8月5日
宪政之路

（作者：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完稿时间：2004年5月15日）


今天，刚好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100年纪念日，此时写这篇文章可谓意韵深长。100年前的5月15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修订法律管奉诏参酌东西洋各国法典，会通中外，大刀阔斧删修旧律，订立新法，以图国家变法自强，也是自那一天开始，独步世界法律体系之林、延续前余年的中华法系逐步解体，文明古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步步与“祖宗成法”决裂，出现了一大批三千年未有之新型法律，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也由此在中国奠基。但百年法律史并非平直的线形史。以保障人权为内核的近现代法律，犹如一朵温室里的玫瑰，须有适宜的文化土壤、稳定的社会温湿度方能茁壮成长，而百年的战乱、动荡乃至改朝换代，使得百年法制走上了一条命运多蹇的崎岖路。直至晚近的二十余载，法制之路才渐趋明朗、稳健。
近代各国走上法治之路，首当其冲的便是制定一部宪法抑或宪法性的制度，从而从根本上确保资本主义革命的成果——遏制封建专制、维护人权。启蒙学者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推演出一套完整的近代法治理论体系，认定由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义的法律，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直接体现，它的法律效力高于其它法律，因而由宪法作为检验制定法的标准。在这一思想下，从而确立了宪法在近现代法治之路中至上的地位。纵观世界各国法制进程，我们很容易看到，宪法在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西方，宪法被认为是体现了理性与正义的自然法原则的载体，它是人民防范政府、保障人权、维护法治的基石。所以，可以说法治就是宪治。法治的形成以宪法至上为标志，没有宪法的至上就不可能有法治，宪法至上标志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法治价值的实现。
百年大脉络
翻开中国“宪政”的百年历史画卷，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一百年里，大部分时间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更甚是无法无天，宪法完全成为一纸空文。从1908年，清政府颁布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到民国初年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再到1946年，蒋介石强订“伪宪法”，宪法在这些政府手中变成了独裁专制的工具。正如一宪法专家所言：“用宪法搞专制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清王朝、袁世凯、曹锟、蒋介石无一例外，最终导致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结果。”1954年，新中国宪法给了我们短暂的欣喜。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倒退，“文革”的开始，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1975年宪法更是干脆用政治代替了法律，毫无法治可言。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法制的春天。2004年3月，我们更是将“三个代表”、保障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载入宪法，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我们仍应清醒的看到中国宪政依旧处于极奇尴尬之处境，享有最高权威的法，目前还只是高高在上的摆设，公民宪法权利肆意被侵犯而投诉无门，政府有恃无恐越轨、出线，目中无法……中国宪政之路还很长……
反思法律文化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应该为一整套相关联的价值观、利益和信仰的体系的呈现。因此，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从古希腊时开始，西方国家的信仰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更高权威来源的正义观，它是建立基督教社会正当的政治秩序的理论来源。由此可见，一国法治的发生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中国，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家国同构、义务本位、道德本位、重刑轻民、无讼是求等等。这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法文化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宗法制度下，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相混淆，世俗的政治权利主宰了一切，封建专制得到了纲常伦理的强有力支持，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人对自然力量的依附，神与自然融为一体，不能出现西方社会那种超验宗教的产生，不能像西方一样分离出一种超世俗的正义标准。那么，人们便很难以从礼这种道德思想体系中抽象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学体系。
因此在西方民众正轰轰烈烈的为权利而斗争时，习惯了“三纲五常”的中国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万不会想到君主立宪、天赋人权之理念的。时至今日，大部分中国民众权利意识依旧如沉睡之雄狮，深埋于腹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法治屡屡停滞不前。正如大学者梁漱??壬??档哪茄?爸泄?氖О茏匀皇俏幕?氖О埽?餮蟮氖だ?匀灰彩俏幕?氖だ??诮涛侍馐侵形魑幕?姆炙?搿Ｖ形魑幕?墓乖煅莼?煌??ぞ鲇谥芸捉涛幕?突?浇涛幕?！?br> 反思自身，或许我们真需要西方民众像斗士一般为权利英勇无畏奋斗之精神，需要日本那样卧薪尝胆、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不是引进西方法律却只得到一具躯壳，没有它的灵魂——法律文化。
迈向权利的时代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民如草芥、一名不值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权利解放，高举人权的时代，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权利高呼，有权利为我们的权利筑起高高的堡垒。近二十年来，法制第一次在儒教文化的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长期以来的义务本位逐渐转向了权利本位，在文革中被批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不仅被再次写进宪法，而且现实基础越来越牢固，老百姓开始对自己的权利“斤斤计较”起来。
我们欣喜的看到当权利受到侵害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用法律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被称作“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山东齐玉苓案、一举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孙志刚”案、轰动一时的“公务员乙肝歧视”案……这是个权利的时代，民众在面对侵犯时，已不在沉默，他们高举维权大旗，奏响了中国法治化大踏步前进的号角。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中国的宪政的道路还很长，宪法作为最高法却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以致公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维护；作为现代社会最后阀门的“违宪审查”制度还存有诸多需要改进之处；法律文化、法的意识还只是看起来很美……
诚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建成了一个法治社会，而且我们深知我们离目标尚远，但我们应当欣慰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法治重拾理想，步入正轨，我们已经大踏步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