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实践证明举证责任倒置应法定化

李俊杰


　　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质，还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产物，还是由法律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造法”的方式确定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国许多学者也赞成此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特定的案情所具体运用的一种举证技巧，即法官如果发现原告的证据距离相对遥远或者基于对一定主体（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等法律原因的考虑，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只有通过自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裁判权并保证司法的公正。该观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则”）产生了较大影响。“规则”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公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我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完全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是一个证据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与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在内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的不断增加，事故损害的频繁发生使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获利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会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尤其应当看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过将因果关系或过错的举证负担置于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担也能够有效地促使举证责任被倒置的当事人一方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损害的发生。从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过错事件和公害、药害事件那样的通过高度科学性、技术性过程发生损害的场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证明损害到底是否可能预见，对于预见到的危险加害者负有体积结果回避义务，并且，是否可以说加害者已尽到该义务，这些对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在这种场合下，与作为专门家、事业者的被告相比，作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学的专门知识、理解能力上均处于劣势，并且根本谈不上准备证据的经济上的资力（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现代民法引入了严格责任等新的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是严格责任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在侵权法中，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免责，各国立法例多承认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严格责任的严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就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将此证明负担倒置给行为人。二是对行为人反证证明的事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上对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由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赞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责任。这种限制也可以说是对于“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为实现了举证责任倒置且对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责任才是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通的，严格责任必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体现其责任的严格性，而举证责任倒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严格责任。由于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其通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受，如果允许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无疑允许法官未经审判就决定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败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斟酌民事法律制度，秘史于立法权事项。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斟酌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心浮动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规制与公司自治——政府规制的必要性与适度性

朱晓东


【摘要】在市场经济中，应以保障私主体的权利为基础，保障私主体的权利首先要保障公司自治。但是，政府规制也有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政府的经济或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同时，政府规制应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和适度性的分析，试图找出政府规制的原因和界限。
【关键词】政府规制　公司自治 必要性 适度性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应以保障私主体的权利为基础。在当代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所有私主体中最重要的是公司。保障私主体的权利首先要保障公司自治。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政府的经济或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因此，在保障公司自治的同时，政府对公司自治的适当规制也是必要的 。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和必要性的分析，试图找出政府规制的原因和界限。
一、政府规制与公司自治的涵义
政府规制和公司自治都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加以分析界定。
（一）政府规制的涵义
规制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是日本经济学家从英文regu1ation翻译而来，意为政府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加以控制和限制。在我国，规制最早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被引进，更多地在经济学领域使用，通常被理解为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将规制限定在政府的“限制行为”上。
在法学领域，“规制”一词最早在日本经济法中被使用，是指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与市场及企业的互动关系。在我国法学界，“规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即使在法学文献中加以使用，也大多强调的是“规范与制约”之意。与此比较接近的概念还有政府管制、政府干预、政府调控、政府调节等。本文中，借鉴经济学中的含义，政府规制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
（二）公司自治的涵义
在我国公司法颁布实施以后，公司自治以成为高频使用的词汇，但对于何谓公司自治，并无严谨、明确的法律界定。在西方，公司自治主要是相对于股东和公司的关系而言的，是指公司和股东各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内由自己的管理机关以自身名义独立从事法律行为，对外独立承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是公司争取从股东中独立的斗争过程和结果。
我国大陆学者有不同的提法。有学者认为，公司自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它必须是独立的法人，能够做到真正的经营自主，盈亏自负;二是公司靠章程来维系;三是要独立于政府，没有上级领导机构 。[2]还有学者认为，企业自治有五个要求:一是企业必须具备真正的独立法人资格;二是企业地位必须是平等的;三是企业应该是资本企业，建立在股东、股本和股权的基础上，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四是企业的行为约束，一靠法律，二靠其章程，而不是靠指令性计划和上级主管部门;五是企业就是无上级主管部门的，而不是某个主管部门的附属物。[3]这些.观点基本上主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政企不分和公司不独立的问题，对公司自治的界定侧重于公司要脱离政府。
笔者认为，公司自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私主体依法有的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但风险，并有根据市场规律享有自我经营、自我决策的权利。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司是独立于股东之外的私主体；二是公司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私主体。
二、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我国公司法作为公司与政府之间关系规范化的产物，一直存在政府规制过多问题，所以现在学者们一直强调公司自治。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米德指出的那样，“当人们虔诚的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的”。[4]
（一）、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在当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传统自由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个体的发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完全可以达到最佳经济效果，与此理论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政府规制公司处于最低限度。但现在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看不见的手”的定理一般来说并不成立，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和私法自治难以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政府规制有其必要性。政府对公司规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是支持政府规制的重要理论之一。在经济学理论中，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来说的，是指在经济中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点的商品。例如国防、道路、广播等。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是失效或低效的，其原因有：公共物品具有共有性，不能为私人所有或独占；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不能被私人所独享；公共物品具有规模性，投资巨大，一般私人无能为力，回报期长风险很高，私人一般不愿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无法阻止搭便车；公共物品不具价格性，不能按价格购买，价格机制难以起到作用：公共物品具有自然垄断性，竞争造成浪费，私人垄断又影响国民经济。
从以上公共物品的特点可以看出，在公共物品领域需要政府对公共物品领域的公司规制或直接由政府经办公共物品。即此时，政府有可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以解决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和自然垄断可能产生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物品领域规制可以对两个方面有利。一方面，自治的公司就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充足的公共物品及其他公共信息，大大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还可以避免私主体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滥用自然垄断优势造成失常机制的障碍。这样通过政府规制就有效的解决了在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失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时其地位与市场管理者不同，政府有效的参与竞争的前提是政府角色的明确划分。
其二外部影响理论。外部影响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收益。所谓强加成本即私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危害，而他自己并不为此支付足够的成本以抵偿这种危害，这有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所谓强加收益是指私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给社会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其费用却不能因此得到补偿。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外部影响独立于市场之外，不能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同时，外部影响具有伴随性，是伴随生产和消费而产生的某种副作用；外部影响具有关联性与受损者或收益者具有某种关联；外部影响具有客观性，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外部性的实质是收益和成本的转移，因而就必须解决偿付问题。但这一问题难以私下解决，市场机制和公司自治在这一问题上是失效的。根据经济学考察结果，在外部经济情况下，私人活动的水平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这是因为，私主体绝不愿意其活动的私人利益小于所带来得社会利益。相反，在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下，私主体活动就要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佳状态。这样，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会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规制就成为必要。如对于公司名称的管理较好的说明了政府规制在解决公司名称混淆问题上的有效性，克服了外部经济的影响。又如，对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就克服了外部不经济的影响。。
其三信息不完全理论
信息具有共享性、分散性、不均衡性等特征，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掌握充分的信息对公司来说十分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的共享性不能禁止其他私主体“搭便车”，同时信息收集、传递成本高昂，使私主体不愿从事。而且，私主体位处社会各隅，局限与特定时空，其信息难免不完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私主体不可能搜集、传递整个经济体系变化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是公司自治无法克服的。
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时，在是市场机制下，便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对市场机制来说，“逆向选择”的存在是一个麻烦，意味着市场失灵。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还会引起经济过热，重复建设等经济问题。矫正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充分需要政府规制。由政府提供某些信息，或要求公司公布有关信息是克服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有效手段。比如，要求发行新股票或新债券的公司向社会公布公司的有关经营信息，政府及时向社会有关提供经济信息，就是必要的 。
（二）、社会和公司的双重需要
其一社会公正的需要。一方面，市场经济中公司是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其地位举足轻重。现在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公司的世界。公司经营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单纯的赢利活动，而是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社会性活动，特别是对于大型的上市公司、跨国集团来说。面对日益强大的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显然需要政府将公司的经营活动约束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保障社会公正。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公正的社会环境。市场需要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这就是政府。政府作为超越私主体的权威，显然对法律的贯彻实施，防止发生侵害行为， 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恢复市场竞争秩序等，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在一种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正的 社会环境中，公司等竞争者才有可能以尊重其他私主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自治功能，这种自治才具有公平、正义、合理、合法的意义。另外，这还意味着政府负担着为公司创造一个良好、有序、完全、竞争环境和公正的社会环境的重任。
其二公司自治的需要。公司自治本身同样需要政府规制。现代的公司制度造成了股东和公司控制人的分离，二者具有不同的利益。股东希望经理能够在合理的风险下牟取最大的利益，而控制人可能更关注薪水的提高和优越的工作环境。特别是在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更为明显。正是存在这样的矛盾，政府将规制的重点放在证卷市场中公司的信息披露、独立懂事、强有力的监事会，加强股东民主的组织保障和加强董事忠实义务等方面。以为公司自治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另外， 公司自治还需要政府引导，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对公司的引导和支持是公司竞争力的保障。如日本对机床制造业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如贸易、投资、补贴、研究与开发、税收的刺激、低息贷款等等的支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机床生产量从世界的0.6%上升到24%。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更需要政府在成立高层次的组织领导机构，注重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结合，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协调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各方资源，提供市场支持与保护，建立有效的科技投入机制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帮助与支持，从而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抢占新兴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政府规制在市场经济中是必不可少的，既有其经济学理论支持，又是公司和社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5]
三、政府规制的适度性
政府规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政府适当的规制。具体到公司法领域，政府规制的适度性应表现在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
（一）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规制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还是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过过渡过来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存在较多的计划经济的残留，在公司法领域主要表现是政府规制较多，公司自治太少。我们的政府需要从过去的过度规制转向现在的以补充市场不足为原则。具体说来，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变观念。政府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的能力是有限的，想把一切管起来只能是一种幻想。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政府有能力包管一切的观念，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所以，只要公司有能力自己恢复秩序的，通过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介入。
第二，明确身份。政府在实施规制行为时，应当明确自己的身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能再像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公司、企业进行管理，而是作为社会公共事物管理者的身份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政府规制行使的是超脱于失常私主体的、具有权威性的公权力。
第三，改变手段。现在的规制手段有时还没有作到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表现在市场准入条件太苛，行政机关直接插手公司事务等方面。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就是要求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公司自治，规制手段以被动为主，以事后为主。改变那种以事前审批为主，以直接插手为主的手段。
（二）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经济，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本位的经济。政府应深切的肯定并自觉的维护公司自治。要改变过去那种只要出现公司自治失灵就是政府规制不足造成的，就必须并且只能通过加强政府规制来救济的观念。这种观念往往不考虑政府规制不当。这个观念严重影响了我们寻找正确方式解决公司自治失灵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是公司自治的范围决定政府规制的范围，政府规制是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标的。具体而言，凡是公司自治能解决的事情，政府就无须规制。政府规制的目标就是允许和培植公司自治，政府规制的最高境界是使自己成为多余，实现无为而治。“政府最主要的任务与那些个人已经着手处理的事务无关，而是与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职能有关，与那些不由政府来做出决定就无人过问的事情有关。”[6]如果政府规制的结果是使公司自治能力越来越差，使自己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那肯定是政府规制失败的标志。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规制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要以补充市场机制为原则，以保障公司自治为目的，这一点应成为政府规制的范围和界限。当然，“政府干预的最佳范围在哪里的问题永远也不会解决”。[7]政府规制公司的具体范围只能综合考虑，因地因时制宜。就现在我国来说，政府的主要任务仍应是扩大自治，减少强制，放松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