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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冲突的反思

王方顺


内容摘要：本文从刑事诉讼的目的，论述了刑事审判角色的正确定位，反思了我国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的冲突，阐明了解决冲突的几个具体构想。
关键词：刑事审判角色、诉讼模式、冲突、反思

一、刑事审判的角色定位
刑事审判目的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决定一系列的诉讼原则和具体规定。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在不同社会时期，由于价值取向或选择上有不同的原则和侧重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刑事诉讼目标模式。我国1979年刑诉法将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惩罚犯罪分子作为公安、司法机关所要致力完成的任务，惩罚犯罪分子、保障刑法的及时实施目标得到强调，而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刑事诉讼的公正程序等目标受到忽略。修订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一系列新原则，实现了刑事诉讼模式从“纠问式”到“控辩式”的重大转变。在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并生效前，被告人在法律上不应被视为有罪。新刑诉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从重打击轻保护，开始转向刑事诉讼首先通过公正的程序实现程序正义，进而实现实体正义的刑事诉讼新阶段。
“控辩式”刑事诉讼模式的确立，确定了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中立性”裁判地位。但是，我国社会公众心理和具体的刑事诉讼模式，并没有及时根据“控辩式”刑事审判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产生严重冲突，极大影响到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的冲突
（一）“流水作业式”刑事诉讼使审判难免迎合社会心理需求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起诉、审判，是前后紧密衔接、互不隶属的三个独立阶段，整个刑事诉讼构造是一种“流水作业式”。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在三个不同的诉讼阶段，就象车间的三个操作员，各自在流水线上进行着不同的操作。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各种社会压力最后聚集于审判机关，难免审判机关为了迎合社会公众心理需求而作出判决。
当发生一件刑事案件后，如果没有发现行为人，或者发现后因证据不足还没有抓获行为人，人们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当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指控后，人们期待着诉讼的正常进行，社会公众心理习惯于定罪判刑是前期刑事诉讼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审判结果是审判前侦查、起诉工作的最后认定，侦查、起诉机关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审判认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中，过于注重各机关的相互配合，致使审判承受着其他刑事诉讼参与机关和社会公众心理需求的双重压力，有时审判机关为了迎合这种需求，而降低审判标准。
（二）事实认定的逆向性导致审判思维的惯向性
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思维方式与侦查、起诉思维方式应存在巨大差别。一件刑事案件发生后，犯罪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侦查机关的职责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事实，通过刑事侦查方式和手段，去搜集证据、抓获嫌疑人。由于客观事实的不可逆转性，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只能是永远难以实现的理想，侦查的思维模式是首先假设推定成立，然后证实或排除假设，思维模式是首先存在结果。起诉机关的职责是在侦查的基础上，对被告人提起指控，其指控职能决定了公诉机关的思维模式是希望自己的指控能够成立，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可。
审判的基本要求是排除一切合理性怀疑，审判的中立性要求审判不应受外界干涉，在审查判断证据的基础上，独立得出事实认定，从而进行定罪处罚。但是，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带有详细犯罪事实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某罪，要求根据那一条法律定罪处罚。审判机关只是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和要求，通过开庭审查判断指控是否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证据能否达到确实充分。这种诉讼模式使审判机关先得到基本的犯罪事实，形成了犯罪事实认定思维的逆向性。这种先有结果的审判模式，因思维的惯性，容易导致审判人员的先入为主，形成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确实有指控犯罪行为的初步认识。这种诉讼模式最大的弊端，是形成审判走过场和审判对指控证据审查不严，降低审判标准。
（三）控辩双方的势利差异使审判中立发生倾斜
在控辩式刑事审判模式中，控辩双方地位在法律上应是平等的，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诉讼职能过于得到强调和重视，处于与控方对立地位的辩方，明显处于弱势。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大多数被羁押，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约束，其自行辩护权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被告人自己根本不能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侦查、公诉机关有国家作坚强后盾，拥有强大的刑事侦查权，而辩护律师进行调查有些得经过有关机关的批准，还得被调查人的同意，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地位根本不能形成与控方相抗衡的局面。同时，特殊的管制环境，使被告人自己也形成自我认为有罪的心理意识，在审判时根本不敢与公诉人真正进行辩论。控辩双方地位的巨大差异性，导致本应保持中立的审判发生倾斜，明显地倾向于公诉方。
（四）控监不分导致审判机关担负双重角色并容易发生混乱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对被告人提出指控，在审判中检察机关承担公诉的角色，指控能够成立是其根本的追求。在刑事审判中，检察机关希望其指控能够全部得到法院的认可，检察机关还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这种控诉权、监督权都集于检察机关的诉讼模式，导致法院在检察机关面前承受双重角色的压力，不但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进行审理，还得接受公诉机关的监督。强有力的监督权，容易导致监督者意识上的控制欲和被监督者的迎合心。审判机关怕自己的工作有疏漏被检察机关抓着，因而在审判时难免存有潜在的屈从意识。法院在检察机关面前的双重角色，在审判中容易发生混乱并错位，其结果是形成审判与公诉达成默契，形成事实上的统一战线，在审判中法院降低对指控证据的严格要求，从而影响审判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五）审判对象的错误认识导致对被告人权利和地位的忽略
在“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中，被告人是一方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享有众多的诉讼权利。刑诉法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审判的任务是对公诉机关提交的指控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因此，审判的客体应是证据，并不是被告人。在审判实践中，错误地认为被告人是审判的对象，是当然的犯罪承担者，其表现是经常出现不但公诉人还有审判人员对被告人进行严厉讯问和训斥的情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得不到认可，应有的权利受到忽略。
（六）对事实的错误追求导致审判角色的变异
事实存在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分，客观事实是侦查、起诉机关所追求的，刑事审判的任务是对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在证据的基础上认定事实，刑事审判的角色决定审判所要追求的是法律事实。在刑事审判中，只可能出现对证据认定的错误和根据证据得出事实的错误，不可能出现事实不清的情况，因为查清事实是侦查、起诉机关的责任。刑事审判的要求是排除合理性怀疑，当公诉机关提交证据不能充分确凿证明所指控犯罪事实时，要求审判机关承担查清案情的责任，致使审判机关为了查清事实，有时也去进行调查。这种要求审判机关对客观事实追求的错误性，导致审判角色的变异，承担起侦查、指控的职能，完全脱离了中立裁判地位。
刑事审判实践中，上级法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追求客观事实的结果。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得出的事实是法律事实，也有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但责任的承担者不应是审判者，审判应承担的唯一责任是是否依法审判，是否根据证据认定事实。
三、解决冲突的改革构想
（一）重新审视控辩审的地位和关系
法院代表国家进行审判，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二者均是代表国家，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在刑事审判中，辩方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代表何人的利益？对此问题的认识，是解决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冲突的关键。立法确立了“控辩式”刑事审判模式，审判机关在审判中应保持中立，之所以出现实践中的冲突，原因就是不能正确认识在刑事审判中控辩审三者的地位和关系。辩护人进行辩护和被告人进行辩解，从表面看是为了被告人的个体利益，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辩护是通过保护被告人个体的利益，使法律得到正确实施，从而实现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笔者认为，在刑事审判中控辩审三方地位是平等，共同责任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都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三者只是在诉讼中所处位置和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二）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流水作业式”刑事诉讼，表面看是公安、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是公正的诉讼程序，但实际存在严重弊端，前面已经论述。笔者认为，应尽快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体制，加大审判对侦查、起诉的监督控制。无论在侦查还是起诉阶段，有关行为人人身权、财产权等实体权利的剥夺或限制决定权，统一由审判机关享有，如果需要实施这些强制措施，事先须向法院申请。严防审判前的非审判机关对行为人实体权利进行预支、甚至过多地透支。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告人在审判前被羁押的时间大于根据其行为应判处刑罚期限的情况，最后解决的办法是迫使法院对被告人判处较重的刑罚。只有建立起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才能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落到实处。
（三）设立独立的“准司法”监督制约机构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着提起公诉的重要职责，指控成立是检察机关的根本追求，如果再行使对审判的监督，则使检察机关陷入角色混乱状态。对审判的监督，也包含对是否依法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监督。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指控需求，明显超越于其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需求，从而使这种监督变异为监督审判机关与自己站在一起共同严厉打击犯罪。为使各刑事诉讼参与机关真正能够各司其职，笔者认为，应设立独立于公安、司法机关外的新机构，其地位界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是一个“准司法”机构。该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之间不存在管理、领导、指导关系，其工作职责是要求并监督公安、司法机关严格执行法律，对有关的违法诉讼进行查出，但对其他具体的刑事案件处理不能参与。
（四）取消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带有指控事实起诉书的做法
公诉机关在审判前向法院提交带有指控内容的起诉书，容易造成审判的先入为主。有时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的犯罪事实，而公诉机关没有指控，最后法院予以判决，造成没有指控而进行审判的错误；如果只对指控审判，也容易漏判犯罪事实，放纵犯罪。解决矛盾的最好途径，是取消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带有详细指控犯罪事实起诉书的做法，公诉机关只向法院指控某人有罪，具体触犯那一条法律，构成何罪，有什么样的犯罪事实不予说明。法院根据提交的指控证据，独立认定犯罪事实，进行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是防止审判走过场，避免没有审判而有事实结果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 ：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邮编:257500 电话:0546-2568129）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2011年7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6年至2010年，我区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已顺利实施和完成，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得到了广泛普及，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素质明显增强，依法治桂和平安广西建设有序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任务更加突出，对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实现广西“富民强桂”新跨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的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作如下决议:

　　一、围绕中心，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确立的我国的国体政体、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主要内容和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公民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要深入学习宣传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基本经验、基本特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和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民族团结、反腐倡廉相关法律法规和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人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社会环境。

　　二、突出重点，进一步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加强对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青少年、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和城乡基层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

　　要加强对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制宣传教育，完善并落实公务员法律学习培训制度，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公务员理论学习规划和各类公务员培训机构教学课程，系统宣传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完善和推广持证上岗制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联系点，在实践中发挥领导干部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率先垂范作用。

　　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结合道德品质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努力培养青少年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要充分发挥学校作为法制宣传教育重要阵地作用，保证中小学校法制教育课时、教材、师资、经费“四落实”；要整合各种社会法制教育资源，建立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格局。

　　要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和新经济、新社会组织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宣传与市场经济、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着力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诚信守法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依法经营和依法管理能力。

　　要加强对城乡基层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宣传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依法维护权益、表达诉求、化解纠纷，提高群众参与基层自治和其他社会管理活动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员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三、创新思路，不断丰富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类媒体要认真履行社会职责，广泛开展公益性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兴媒体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努力办好普法网站，充分发挥政府网及门户网站的重要平台和示范带动作用。要完善普法教材内容的编写，增强普法教材的可读性。要进一步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结合我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沿海沿边等特点，丰富法治文化活动的载体和形式，鼓励文化团体和艺术工作者创作和演出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作品，使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要充分运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与民族团结宣传等专项宣传活动集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渗透力。要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加强基层单位和公共场所的法制宣传教育园地、阵地建设，重点推动农村、社区法制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法治实践活动，为公民提供及时、快捷的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用法治实践推动法制宣传教育、检验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

　　四、提高认识，完善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领导和保障机制。各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行业要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真落实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责任制，全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完善法制宣传教育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执法主体的法制宣传教育责任，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各级普法依法治理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充实力量，多渠道推动法制宣传骨干队伍建设，建立一支与普法依法治理任务相适应的专业队伍。法制宣传教育要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目标管理，法制宣传教育经费要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并随经济发展逐年增长。要进一步加大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各项投入，努力为基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和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引导和规范法制宣传教育志愿活动，营造全民参与的普法工作格局。

　　五、加强监督，确保本决议的贯彻实施。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宣传教育绩效考核评估机制，加强年度考核、阶段性检查。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组织实施好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做好中期督导检查和终期评估验收，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要充分运用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以及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等形式，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督促有关部门解决执行决议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本决议得到贯彻落实。